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发展仍是当务之急，而煤炭则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资源。
此时，煤炭取之不尽的观点依然盛行。1949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对煤炭进行了这样的赞美：“在我们伟大家园的美丽广阔的土地之下——从黑龙江的滚滚波涛到横断山脉起伏的山脊和山峰，从广袤的山东平原到遥远新疆开阔的乡间——蕴藏着未开发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其中，尤以人称黑金或墨玉的煤炭，储量最为丰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国家规划者专注于提升煤炭产量的绝对数值五十年代中期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年煤炭产量翻一番的目标，即从4000万吨提高至9300万吨。
煤炭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键所在。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它是“工业的粮食”一一列宁也曾经把煤炭指为“工业的面包“ 。煤炭和钢铁一起奠定了重工业大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一重工业被认为是促进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前提。
与此同时，煤炭产量数据是国家规划者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尤其是被用来与中国希望赶超的欧美国家的产量进行比较。这种抽象的比较并不新鲜。一直以来，中国的煤炭生产数据似乎都是这个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量化体现。例如，孙中山曾辩称，如果中国和美国“发展程度相同”，那么，“根据（双方的）人口比例，”中国的煤炭产量应该是美国的四倍。但中央规划者痴迷于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不断升级的生产目标，从而无意间催生了一个过于看重开采速度和数量、而不看重质量的不可持续的体系。如今，中国煤炭储量丰富早已不再是宣传的重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反而更有可能被视为发展的体现。中国已经承诺削减二氧化碳排放, 并试图摆脱 “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这个“恶名”。
然而，为了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碳危机的根源，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之前的一系列概念，如认为煤炭是取之不尽的，将煤炭产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及社会对廉价煤的期许等，这些概念都来自以煤炭为王、认为其代表着进步希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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